華師大江緒林為什麼自殺原因遺囑內容

江緒林自殺前留下的遺書

遺書內容：

1。借記卡（錢包內）一張，內有106893元，歸姐姐江壽娥（記得我還有一個小姐姐）支配。

2。借記卡一張。內有11273元。歸姐姐江壽娥支配。（密碼皆為******）

3。宿舍抽屜內約1萬港幣，6百美元，錢包內約4400人民幣，供清理費用，雖未必夠。

4。餘下辦公室的一些書籍，一半贈送給胡振林同學（請轉送幾本給朱木良等我指導的本科同學），一半請劉擎先生處理，謝謝！

5。抱歉本來這學期有4門課要上的，對不起了，或許這個尚未開始就結束的惡果是最小的。

6。沒有什麼眷戀，（奇怪麼？）卻沉滯，懼怕；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為總會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顯然被壓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責罰我；然而，就是責罰我，也請給我勇氣面對未知的一幕。啊，我終於要知道真相了。我不好，我平庸，我德行有虧，洛克的墓誌銘都說：“讓我犯下的邪惡隨著塵土掩埋吧。”（let his vices be burried together）我除了祈禱寬恕，還能做什麼呢？請不要看我的罪和錯。

7。我譜寫不出優雅的樂章，也就不能有期望（指點世界），我不知何為愛的擁抱（已無法體察），如何親吻和祝福你們以作別！

8上主啊，願你開啟希望之門。

2016年2月19日晚，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青年學者江緒林自縊身亡，震動學界。記者得知，發現時搶救已來不及。

最後一刻，他於19：57分在微博發出一張黑白照和一封遺書，包括財物、書籍、課程的處置、有基督教信仰的他與主說的話，最後一條是：“我恐懼，我要喝點白酒。”

凌晨，他的同事在朋友圈寫道：“剛剛與幾個朋友在學校送別緒林兄離開閔行校區，當殯儀館的車急速駛出校園，將他從這個他工作了七年多的校園帶走時，守到最後的老師和學生失聲痛哭。緒林熬過了世紀寒潮，等來了春天，卻在這個最寒冷的春夜決然離我們而去，希望他信仰的主在天國給他溫暖和愛。”

最後發出的黑白照

殘忍而無奈的理解與尊重——送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江緒林博士

江緒林，1995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習，1999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香港浸會大學宗教與哲學系博士，2009年起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主要研究政治哲學。2016年2月19日自殺於辦公室。留有遺書，並公開於微博，最後一條是：我害怕，我要喝點白酒——顯然是最後加上的，也是其真實人格的寫照。

作為華師大校友，在大學同學微信圈裡得知江緒林老師的訊息，悲哀、同情但又近乎殘酷的理解。結束父母給予自己的生命是需要勇氣的，但先生是研究政治和哲學的，當然有自己的理由。我還相信，先生的離去也是有價值的，尤其是對這個令很多認真生活的人感到窒息的社會——雖然這樣說同樣很殘酷。我甚至想，先生選擇在辦公室和這個世界作別，是不是是以一種特殊的告別方式繼續為中國社會的進步作著貢獻，就像遺體捐贈一樣？

自殺成功的結果都一樣，但當今公務員中自殺的多因貪腐，小青年中自殺的多為情感，還有的人因為殺他而自殺。相比較而言，知識分子為信仰而自殺，當然就顯得高貴得多了！

高貴而孤獨的靈魂，安息吧！

一、

若干年前，當我還在北大校園讀書時，苦悶無比，彷徨無地。那時的北大，三角地尚未被拆，但貼的最多的是廣告帖子、出租房屋、求購二手自行車等等，少有什麼有質量的資訊，講座倒也不少，可最受歡迎的多半是商業講座，教人怎麼成功發財，怎麼成功出國等等。偌大個校園，很難找到多少心意相通的同道，痛痛快快的做交流。

不僅如此，連可以用於交流的場所也寥寥無幾，校內除了一個狹小擁擠的“師生緣”咖啡廳，基本上就剩下未名湖畔的長凳與小樹林了。不過，我在的那幾年，還搭了個尾巴；在校外，尤其是東門和西門附近，雖然陋巷平房，但藏著很多妙趣橫生的地方，比如東門外的舊書攤、雕刻時光、萬聖書店、閒情偶寄、呼吸旋律，西門外的西學書店、藍院、鎮宇影音等等，都是我在北大期間逗留最多的地方，在酒吧喝酒聊天看文藝片，在書店裡淘書，在鎮宇淘碟，一杯白水就可以在雕刻時光或者閒情偶寄與朋友們高談闊論大半日，這種閒適、隨意的日子是我對北大的回憶當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只是，屬於北大學生的這份自在空間，沒幾年就被北大官方的雄心壯志擠迫殆荊為了北大能建立“世界第一流”大學，東門、西門這些在官方看來破破爛爛的地方，理所當然的要為漂亮的辦公大樓、金碧輝煌的酒店、堂而皇之的高科技園區讓路。於是，繼南門之後，東門、西門，一片片的被拆平。與此同時，不僅北大學生，無數流連於北大的理想主義者、無數抱著夢想來北大聽課的旁聽生，都漸漸失去了活動空間，失去了在北大的真正立足之地。北大的辦公大樓建設的愈輝煌，北大傳統裡的那份自由勁就愈少。為此，我的北大老友潛行者曾經寫過一篇在校內傳誦一時的好文章《最後的嘆息》，痛心不已。

實際上，在追求辦公大樓這類賣相的過程中，北大一路丟掉的不僅僅是自由之精神的悠久傳統，有些時候為了利益，甚至斯文掃地。最有名的例子是北大南門的釘子戶——天光照相館。2003 年北大為了給資源集團騰出空地，重拆南門建築，結果遭遇到了南門外小店鋪天光照相館的頑強抵抗。在北大南門口那被推土機修理的七零八落的一片斷壁殘垣中，天光照相館打出了白底黑字的大橫幅“北大資源公司蔑視法律……6.26 非法野蠻偷拆天光照相館”，底下是半露天的床鋪、炊具等，所有願意瞭解事情經過的人，只要稍微湊近點，就都能在搖搖欲墜的半截牆上讀到事情的基本經過。天光照相館在北大校門口對拆遷的抵抗，在足足兩年多的時間裡，構成了北大南門最奇特的“風景”。最可惡的是北大官方的態度，完全是唾面自乾，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保持著靜默，給人感覺是沒把家門口這抗議當一回事。期間照相館主人懸樑自盡未遂，女主人李英在南門口對著廢墟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一個多小時，聞者無不動容。隔一年，突然又天降神祕大火，一流浪漢在天光照相館廢墟懸樑自荊直到2005 年底，北大突擊清理廢墟，此事才嘎然而止。至今猶記得，當時我和一些朋友聽聞天光照相館事件時的愕然與心頭滑過的顫動。

這樣的大學，縱然被譽為國內最高學府，縱然有過一些令人仰視的過去，也被當權的校長們糟蹋的讓人既無法產生敬意，也無法產生期待。這就是為什麼2007 年當我聽說北大官方動手拆除三角地時毫不驚訝的原因。但是，北大官方卻還是能繼續不斷的突破人們的心理底線。2009 年，北大教授孫東東發表了“99% 的老上訪專業戶都是精神病”的高論後，北大不得不從公安局借調大批警力守住北大大門，以防被憤怒的訪民們踏破；自此之後，出入北大需要證件就成為常態，北大變成了一座碉堡，和我們身處的社會一樣，“安全與穩定”可笑的獲得了北大官方的首席關注，對安全的考慮與保障徹底壓倒了北大的自由，套用儲安平的名言，自由在北大不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是有和無的問題了。直到今日，每次返回北大，看到一群普通話都說不清楚的保安吆喝著人群逐一檢查身份證時，即使已經對北大官方的作為有心理預期，我依然禁不住從心底湧出一股憤怒與恥辱。

我相信，對北大這種壓制校園自由空間，無視北大自由傳統的毫無尊嚴可言的各種胡作非為的行為，每一個熱愛北大自由的學生或者校友，都會生出與我一樣的情緒。我的一個北大好友，當初聽說北大要把東門那片衚衕區拆掉蓋未名大酒店，憤怒的難以自己，最後通過選擇電話媒體公開怒斥北大在未名湖邊蓋妓院。他的這種怒火，在每一個熱愛北大自由的人的心底都燃燒著，“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當想到北大校內無處可去，唯獨剩下西門東門這些小巷子裡的自由空間，卻又因為學校要蓋酒店寫字樓等被拆除時，壓抑、甚至生氣發火都是在所難免的。

實際上，作為大學的主角，學生的自由空間與自由探索是大學最應該尊重並加以鼓勵的。一所大學的光榮，不在於這所大學花了多少錢，蓋了多少大樓，而在於這所大學容納了多少優秀學者教授，教出了多少社會良才。大學的自由精神以及寬容氣度，才是這所大學的靈魂，有這樣活潑潑靈魂的大學，才是真正有尊嚴的大學。當一所大學變成了一座碉堡，比如現在的北大，即使蓋更多的大樓，也是無法替它多挽回哪怕一點尊嚴的。

在北大這類學校裡，學生在創造自由生活方面的活力是無與倫比的，根本無需額外的設計與引導。一代代，總是會有學生站出來樂此不疲的牽頭做事，辦社團、辦沙龍、辦刊物，關心社會問題、關心公共事件。哪怕有些時候這種開創自由的努力遭遇到嚴厲的壓制，有些人甚至因此遭遇牢獄之災，北大學生依然樂此不疲。只有最蠢笨的學校當局，才會一方面想著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另一方面，又對這樣一群學生的自由空間與自由創造極力壓制，唯恐這些學生“成氣候”，似乎一流的大學與一流的工廠一樣，需要的是一群守紀律的、受過良好訓練的聽話的學生工人。

二、

這種壓制的極端，就我在北大的經驗，還不在於把北大東門西門的衚衕消滅掉，而在於對學生自發運營的網路論壇的毀滅。這才是對高校殘存的一點自由的最重大的打擊：從2004 年開始，在北大帶頭之下，全國高校BBS 要麼剿滅要麼收編，本來藉助網路已漸成氣候的高校自由氛圍一夕之間毀於一旦。

我在北大的時候，北大有一個全國高校最紅火的高校論壇，叫“一塌糊塗BBS”。“一塌糊塗BBS”寬鬆、靈活、自由，它的出現是高校BBS 的頂峰，在最後被強行關閉時一塌糊塗已經擁有30萬註冊使用者。這麼龐大的一個BBS，最早卻是一個北大學生Lepton 不經意間開發出來的。那是九十年代末，網路開始普及，Lepton 自己程式設計，自己購買伺服器，為了能容納更大瀏覽量，託管在北大機房裡；因為這是純粹學生自發做的論壇，論壇上所有的規矩都是學生網友一起制定出來的，充滿了民主規則，版主、站務都是要競選上臺，有任期，也有監督，搞的有模有樣，而且因為規矩是大家一起定的，所以網站上幾乎沒有多少言論上的控制，即使有，也是在眾人理解範圍之內；久而久之，願意到一塌糊塗網站上註冊發言的學生、老師自然越來越多，以至於北大官方BBS 幾乎陷入無人理睬的境地。

有“一塌糊塗BBS”的那段日子，是我在北大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通過一塌糊塗，我突然發現了許許多多同道，在沒有一塌糊塗帶來的公共生活之前，他們和我一樣，都在北大某個角落裡默默的孤獨的過著苦悶的日子。一塌糊塗帶來了一個最重要的版塊，叫公民生活版，我們大多都聚集在這個版塊，分享資訊，一起熱烈的討論著各類話題，甚至一起設計行動，一起創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生活形式。我在北大最後一段時間裡所參與的公民行動，比如北大選區的人大代表選舉活動等，幾乎都是從這個版塊開始的。當然，從公民生活版，從一塌糊塗開始醞釀的行動，最著名的當屬許志永滕、彪俞和江三博士在2003 年對收容遣送制度的發難。

通過一塌糊塗，我和幾個朋友一起主持，開始搞一個網路之下的沙龍聚會，最早叫柚子party，在北大哲學系一個女博士黃芸宿舍裡定期聚會，每次邀請一位老師或者有故事的學長主講，其他人邊吃柚子邊參與討論。後來人員漸漸增多，就轉移到北大靜園草坪，改名為草坪沙龍，形式不變，依然有主講，然後討論，但是主講的主題限定在成長經歷上。也就是說，獲邀來主講的師長，與我們校內一塌糊塗網友分享的主題不是他們的理念而是他們的人生故事，他們是如何成長的，如何在人生某個時刻有思維上的轉變，人生一些關鍵時刻如何做出選擇等等。草坪沙龍的交流前後斷斷續續搞了有兩年，請來主講的人有餘世存、戴晴、劉軍寧、鄭旭光、胡佳、摩羅、黃鐘、胡杰、崔衛平、餘傑、薛野、王怡、陳永苗等等。

沒有任何懸念，我們在校園內實踐的這種生活形態沒開始多久就受到校方的直接壓制。除了讓院領導找我們談話之外，北大校方最有意思的做法是，每次在草坪沙龍正式開始時間之前半個小時，就會安排校工開啟靜園草坪上的水龍頭，開始噴水。目的很顯然，就是讓我們無法停留在草坪上。我們只好每次都先在草坪碰頭，然後再在校園內到處找空地，只要能盤腿坐下即可。想轉移到室內基本是不可能的，教室團委是不會批准的，咖啡館只有一個地下一層的師生緣可以用，但既昂貴又音效不好。

緊接著就是直接關閉一塌糊塗的決定了。這個決定引發了非常強烈的反彈，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以一塌糊塗網友的身份向校長許智巨集寫了一封公開信以示抗議，許智巨集沒有迴應；我和另一個北大好友，以一塌糊塗網友的身份，在北大靜園草坪舉行了一場聚會，在紀念一塌糊塗五週年的同時集體抗議關閉一塌糊塗的決定，結果是當天整個靜園草坪被團團包圍，除了給我們這些當事人帶來新風險外，絲毫沒有改變一塌糊塗死亡的命運。

在壓制網路自由方面，所有的高校包括北大在內，簡單直接，並且赤裸裸毫無掩飾。北大關閉了一塌糊塗之後，學生唯一可去的只有官方BBS 了，在官方BBS 上，學生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中，而且就算是這麼一個無趣之極的官方論壇，還不允許校外人員註冊。總而言之，高校學生被用剝奪表達自由的方式圈養起來了。

三、

胡適先生說過，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來的；確實，在奴才橫行的國度裡，是容不得自由的生活存在的：從限制活動場地，到封閉高校論壇；高校裡最能生髮出自由生活的地方就這麼被高校官方一點點的監控、禁止。

但是，實際上，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是人的天性，又哪能真正被封鎖住？就像梭羅在《公民不服從》裡評論他因為拒絕繳稅被關了一夜的經歷時說的，他忍不住被當局的愚昧雷倒，當局居然以為他不過是一堆可以被禁錮起來的血啊，肉啊，骨頭，是可以被威脅的。實際上，當局顯然不知道如何對付他，他們能懲罰的不過是他的身體，而他雖然身在監獄，但一刻都未曾感覺被限制，所以每當看到當局辛辛苦苦的試圖用一扇門關住他的思想，卻不知道他們一轉身，他的思緒就隨著他們的身影自由的從囚室穿越而出時，他都要忍不住笑出來。

米尼奇克先生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但也沒有絕對的獨裁。後極權社會的特徵，就是看似一切都被壟斷隔絕，一切都強調服從與秩序，卻依然擋不住人們對各種生活可能性的探索。對此，我在北大生涯裡深有感受。

北大在很早以前，還有一個內部網路論壇。這個論壇最初就是由一個宿舍發展出來的，開始是聯網打遊戲，後來就發展成兩個宿舍連在一起，接著就擴充套件開了，開始是一整層的宿舍互聯，然後是整個宿舍樓；這個宿舍樓是男生樓，旁邊有一個女生樓，女生樓裡的女生強烈要求也加入這個男生宿舍樓的內部網中，於是這兩座樓也聯網在一起。網路一旦變大，所能容納的資訊就成幾何級數增加。在這個兩座樓的內部網裡，幾乎什麼都能找得到，包括政治禁忌片或者文章等。我到北大那會兒，就是從這個內部網裡第一次找到並觀看了《天安門》這部片子。這個自由小空間的命運與一塌糊塗不同，在後來網際網路大行其道的日子裡，這個內部網也掛在了網際網路上，直到今日還依然存在，形式上與過去一樣，依然保持一種小圈子文化。

還有由我師弟李英強主編，我也參與制作的刊物《大風》，前後編了有十一期。這本同仁刊物，立意就是哈維爾的“生活在真實之中”。由於在校內辦這本雜誌，所以雖然《大風》言論尺度很大，而且關注各種社會問題，但是在一年多時間裡始終沒有遇到什麼直接麻煩。這本雜誌，雖然編輯隊伍基本上只是北大校內一群學生（校外最重要的團隊成員是思想家餘世存），但因為雜誌的成熟與高質量，我一直視之為2000 年後出現的最好的民間刊物之一。

我在北大做草坪沙龍時，在打游擊戰的狀態下，也有一些趣事。有一次，在草坪沙龍開始之前，校工又在噴水，於是我就上前去與其聊天，這位校工是年輕人，因為喜愛詩歌跑來北大混課，居然還在校內找到了這份工作，可以邊幹活邊蹭課。他也對晌午時分給草坪噴水感到莫名其妙，因為對文藝的愛好，我們有一些共同話語，最後他在瞭解情況之下，答應我以後只噴半邊草坪，給我留下半邊草坪。

還有一件趣事。2003 年，我在北大與另外幾個朋友一起推動人大代表選舉程式的變革，那時候隔三岔五就與北大老友王彥一起去找負責學生工作的副校長張彥談選舉程式的問題以及北大選舉過程中的種種不當現象。張彥應該是不堪其擾，指示我和王彥各自院系的領導找我們談話，大概是用組織的名義溫和勸告我們應當注意行止，不要對選舉太過於熱心。找我談話的是學院裡的黨組副書記，中年女性，我們談話一個多小時的結果是顛覆性的，這位副書記居然勾動起她在八十年代北大生涯的回憶，那時候的北大學生在選舉活動上非常活躍，很多校園風雲人物都參與了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包括六四之後從體制內出走異國他鄉的張偉，當時張偉是學校學生會主席，而這位副書記，大概當時也是在學生會張偉身邊的一個小幹部，當年的選舉歲月至今留存心底，多年的體制生涯也未能完全消磨，在與我談話那一刻忽然恢復，於是，我與她的談話變成了交流，最後她甚至把她手裡掌握的一些材料都給了我影印，包括最關鍵的海選候選人名單以及領導從這個名單圈定出來的正式候選人名單，這對我們後面的行動助益甚多。

四、

我們在北大校內探索出來的所有這些生活形式中，最影響人的還是與各種師長的接觸。猶記得接崔衛平老師來北大講座時，那天依然是水漫草坪，所以我們只好轉移到西校門附近的觀景亭，在路上我向她介紹草坪沙龍的情況，她聽之後評論道，最重要的一個意義是讓參與沙龍的同學發現生活還有如此多可能性，通過了解這些師長的各式各樣的人生道路，為他們提供一種生活可能性的線索。此評論精闢異常，至今銘刻內心。

與師長們接觸中，最觸動人的，莫過於他們所嚴肅實踐的一種生活理念，這些理念與主流思維徹底不同，而且這些理念之下的生活完全迥異於主流生活方式，這對於在中國上了大學才開始真正自主思考的年輕人來說，一定會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最低最低就是讓青年人從無數年被灌輸出來的滿腦子“絕對真理”中走出，開始瞭解或者接受世界的豐富性。顯然，這正是自由的開端。

比如關於生活的物質需求，餘世存在草坪上跟同學們算了一下，說他一個月需要2000 就足夠，吳思老師只需要900，王力雄則只需要500；比如關於社會問題的關注，胡佳在草坪上跟同學們講了整整4 個小時，說他在可可西里保護藏羚羊時與野犛牛隊同生共死的經歷，他去河南艾滋病村關懷艾滋病人以及河南艾滋病人不忍卒聞的故事，是那麼的驚心動魄，也聽的大家熱淚盈眶難以自己；再比如對生死問題的思考，摩羅在北大西門旁的草地上席地而坐，非常真誠的袒露他當時的心跡，那時他一度徘徊到自殺邊緣，無論如今他的面目如何，那會兒他對生死問題的嚴肅思考現在回憶起來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還有人生道路選擇，樑曉燕老師在草坪上與同學們分享了她二十多年的豐富的人生變化，從最早的革命青年，到《走向未來叢書》，到八九六四，到自然之友的創辦，到各種NGO 活動，她的生涯幾乎就是一部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史；至於人生甚至家庭與大時代的關係，戴晴老師的故事特別引人入勝，從她的祖輩到她的父輩再到她自己，聽她說她的家庭往事，遙遠的歷史變成可以觸控的事實與感受，那麼真切。等等、等等…

這些直接的觸動，對被遮蔽了十幾年、如今正處於自己人生選擇關頭的年輕人而言，簡直是一頓頓豪華大餐。生活一下子生動起來，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那幾年，也正是風起雲湧的幾年。網際網路正在慢慢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開始習慣於從網際網路上獲取資訊，其中，2000 年的《思想的境界》網站是最重要的地標；我們開始習慣於從網際網路上互相關心、交流，然後開始在網路之下交往。而且，最重要的，我們開始學會了在生活裡反抗，學會了拓展自己的生活，學會了關懷社會。

2000 年初，當時我剛來北大，就遇到北大學生的集體抗議活動，北大小師妹邱慶楓在回昌平校區路途中遭姦殺，訊息傳回校本部，學生要紀念，學校當局卻不批准，於是學生在靜園草坪聚會，發表演講，要求與校長對話，當時的校長許智巨集可笑的躲在辦公室不敢出來，雙方一直對峙到深夜。學校的彈壓所引發的學生抗議完全出乎當局意料，期間學生在校園內遊行，還差點衝出校園演變成一場學潮。

那是我第一次朝拜北大三角地，去的當日，就淹沒在三角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之中，看到了許許多多對當局的猛烈質疑與公開批評，有些大字報上甚至還有論戰，不同的觀點在上面互相反駁，一如現在我們熟悉的網路論壇上的筆戰。百年大講堂的西側，學生自發設了一個簡陋的靈堂，長長的燭淚就像兩道血絲，從百年大講壇西側一路蔓延到三角地，令人無法不動容。

邱慶楓事件的結果是校方讓步，允許學生的公開紀念。那是2000 年5 月底，已經逼近liu 四。估計當局也有所顧忌，害怕事態不可控。但緊接著，邱慶楓事件沒過去多久，一個北大學生江緒林突然貼出海報，宣佈他要紀念liu 四，要在六月三日晚上8 點在三角地點燃起“第十一根蠟燭”。那天晚上我和幾個朋友急急忙忙奔赴三角地守候江緒林點燃蠟燭的那一刻，三角地邊廣場顯然有不少懷相同心思的同學；結果侯了三個小時，只見三角地人來人往，一切正常；後來方得知他與另外一個同學剛到三角地就被控制了。第二年，江緒林又在三角地貼出海報，以基督徒的身份要為liu 四做和解的努力，他宣佈要在六三當晚到北大三教演講。當晚，我們早早的到教室，守在三教門口，

然後看見江緒林遠遠的走過來，突然一輛麵包車在他身邊急停車，下來幾條大漢，一把拽住他，七手八腳塞進麵包車後揚長而去，我們完全來不及反應，只能面面相覷的留在原地，目瞪口呆的看著這一切發生。

江緒林在2000 年9 月份時還做了一個很猛的行動，他有一天宣佈要在北大成立自治學生會，然後編了一份意見調查表，挨個宿舍讓同學們表態。他的這次行動是我和他交往的開始，我在網咖裡很激動的跟他寫信，與他探討行動的策略。來年當他在liu 四演講前夕被帶走後，我還在當晚深夜找到他宿舍，與剛剛被放出來的他一起安坐在宿舍陽臺討論基督教信仰。

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經歷構成了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們的生命裡的反抗底色。在隨後的歲月裡，當網際網路真正帶來了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時，大家也就自然而然的將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2003 年，張大軍從關天茶舍網上論壇開始做網下的網友聚會“公民半月談”，我則與許志永開始建立以個案維權為主的公民組織：陽光憲政（後來改為公盟）。同時，也與記者王克勤一起，開始學術與調查的結合：從計程車業開始，努力推動壟斷行業的去壟斷的改革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