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不甘心就此終老；生，既觸犯法律也違背倫理。對於是否代孕，在艾莉（化名）的頭腦裡，彷彿有兩個“小人兒”在作戰。
違法的代孕行為全是地下交易，費用動輒幾十萬元。法律人士呼籲，代孕在我國法律中明令禁止，對於與其相關的種種行為，應當進行更為精細的立法規範。
速度快、安全可靠、包生男孩……看著代孕機構發來的一系列宣傳詞，艾莉有些動心。畢竟自己40歲的年紀，一直沒有孩子，家裡人都很著急。近日代孕引發的一系列爭議，則讓她猶疑不定。
記者調查發現，當前代孕市場“套餐”服務多樣，價格動輒數十萬元，且能提前鑑定性別，更有甚者承諾不成功就退款。求子者、代孕機構、代孕媽媽、醫療機構共同組成了這條代孕黑色產業鏈。
代孕中介“說到我心裡去了”
不生，不甘心就此終老；生，既觸犯法律也違背倫理。艾莉形容自己的頭腦裡，彷彿有兩個“小人兒”在作戰。
產生找人代孕的想法，大概已有兩年的時間。艾莉坦言，起初是身邊的朋友去國外做了代孕，如今總在朋友圈裡晒娃，“看得我心癢癢。”
早在幾年前，艾莉曾想過自己懷孕生產，但忙於工作的她，最終放棄了這個念頭。今年就要過40歲生日，雖然沒有什麼疾病，但總怕懷孕出現什麼問題，外加工作壓力大，於是她想到了“代孕”。
艾莉並不避諱，這與她家庭經濟收入較高有關——動輒幾十萬的代孕收入，對她來說壓力不大，身邊的朋友亦是如此。反倒是代孕的“益處”很多，不用擔心高齡懷孕過程中的風險，還可以躲過懷胎10月的艱辛：“我父母不支援我這個想法，但我還是有些動心。”
吸引她的另一個關鍵要素，是朋友給艾莉介紹的代孕中介機構，其宣傳可謂盡心盡力，“每一條承諾，都說到我心裡去了。”
例如代孕地的選擇，就能有多個選擇——遠的如美國，近些則有東南亞國家可選——無非是花多少錢而已，代孕地的選擇不同，還能讓孩子擁有相應國家的國籍，可謂“一箭雙鵰”。
除此之外，代孕過程中還能“選雙胞胎”“挑男女”，艾莉想要一對龍鳳胎，代孕機構也是一口答應。“給我的感覺就是，只要你出得起錢，什麼條件都能滿足。”
事實上，與艾莉有類似想法的人並不少。在知乎論壇上，有網友分享自己的代孕經歷，雖然語焉不詳，還是引來了不少網友諮詢“經驗”，甚至是打探代孕渠道。而這其中，有許多人明知代孕並不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
“代孕的人，基本都得有個朋友‘領進門’，畢竟是件大事，不敢只網上搜搜。”艾莉解釋，想要代孕的人往往有自己的圈子，這其中或是有過代孕經歷的朋友，或是需求類似的夫妻。日常交流中，大家多有默契，對於“代孕”的爭議閉口不談，反而是互相鼓勵，一定意義上，這也減輕了自己的道德負罪感。
2020年初疫情的發生，讓艾莉暫時斷了出國代孕的想法，而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讓她有了新的想法，“道理我都懂，所以誰說都沒有用，我得自己思考”。艾莉坦言，自己還沒有最終的決定，但已經有了改變，“最近我最常想的是，如果有了孩子，我該怎麼解釋這一切？”
機構承諾“是男孩才留下來”
代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代孕中介機構又是怎樣運作的呢？
目前市場上流行的代孕可分為幾種：一類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體外受精後進行胚胎移植，借用代孕媽媽的子宮孕育；另一類是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用第三方的精子進行異質人工授精，而後由代孕媽媽孕育；此外還有一種形式，客戶（需求方）提供精子，由代孕機構尋找供卵者，培育胚胎之後植入代孕媽媽體內“借腹生子”。
記者通過網路找到一家在河南鄭州的代孕機構，其自稱是國內正規助孕機構，已有10年代孕助孕經驗。
該網站客服表示，目前仍可以提供代孕服務，並簡要介紹了代孕流程。當記者詢問代孕媽媽的年齡和學歷條件時，客服回答說“孕媽媽都是35歲以下，有過一胎生育史。”為了打消疑慮，客服還表示，代孕媽媽跟小孩子沒有任何基因遺傳方面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身體要健康，心理素質要好，子宮環境要好，學歷和身高外貌與代孕並不相關。”
另一家廣州的代孕網站，則宣稱“採用最新大資料技術”，已圓滿完成10020對客戶家庭願望。並承諾，所有服務不成功全額退款。“現在風聲這麼緊，肯定抓得嚴，你們還敢做嗎？”電話那頭，該代孕機構的工作人員反問道。具體到代孕價格，工作人員介紹說，如果是包成功、包男孩、包健康出生的“大包”，價格為90萬元，不成功全額退款。
此前曾有媒體報道，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我國代孕中介已達400多家，但都是“地下交易”。這些代孕中介往往使用新的媒體營銷方式，雖然能從微博等社交媒體查詢到，但是這些中介一旦發現危險，便會棄號再註冊。
相關立法應更精細
“代孕從法律上、倫理上來說，是應該堅決禁止的。”北京護憲律師事務所主任衛愛民說，由於代孕會產生一系列的倫理問題、道德問題、法律問題，因此我國法律對此是禁止的。
衛愛民說，任何個人需求和願望的滿足，必須以遵守社會的倫理道德為前提，不能任意擴張。對於少數人的確沒有生育功能的情況，可以通過試管等合法的生育技術來滿足，“生育的事是不能建立在金錢之上的。”
“對於代孕問題，世界各國的立法各有不同，即使在允許代孕的國家，其開放程度也有不同。”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高階合夥人餘超認為，法律可以對違法代孕行為進行制裁，但因此出生的孩子並不會因制裁而消失，孩子的法律地位認定、代孕子女的監護、撫養、財產繼承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因此，對於與代孕相關的種種行為，應當進行更為精細的立法規範。
